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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》選載(五)

時間:2018-01-08 09:17:00

【專題】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

《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》選載(五)

『群眾需要什麼,近平就乾什麼』

采訪對象:石春陽(小名:隨娃),梁家河村民,1954年生。1975年10月習近平離開梁家河後,石春陽接任村黨支部書記。2016年,任大梁家河黨總支部書記。

采訪組:《學習時報》記者 邱然 黃珊 陳思等

采訪日期:2016年2月27日

采訪地點:陝西省延川縣梁家河村委會

采訪組:石春陽同志,您好!習近平在梁家河插隊期間,您曾和他一起勞動,他離開梁家河後,您接任了村支書。請問您最初認識習近平是什麼時候?

石春陽:1969年1月,我到文安驛公社接北京知青。就是在這個時候,我第一次見到了近平。

當時,梁家河派了十幾個年輕力壯的社員去接知青。怕人手不夠,我們還牽了毛驢,幫著馱行李。知青們的行李有鋪蓋卷,有箱子,我們輪流幫著拿行李,你拿一氣兒,我拿一氣兒,幾十個人,浩浩蕩蕩地就回到村裡來了。

我記得很清楚,當時梁家河村一共來了十五名北京知青,十一名男知青,四名女知青。當時梁家河村委會接待室是一隊的地方,分來五名男知青,四名女知青;近平和其餘五名男知青在後面的二隊。村裡當時安排我父親給二隊的知青做飯。

采訪組:他們是從首都北京來的知識青年,能適應農村生活嗎?

石春陽:最初很難適應。近平他們這些知識青年,從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,接觸的人多,見的世面廣,到了我們這個窮山溝裡,住土窯洞,乾農活,面朝黃土背朝天,和我們這些大字不識的農民們吃在一起,住在一起,肯定不習慣。在農村,吃得很差,吃不慣也吃不飽。上很髒的茅廁,冬天冷,凍屁股,夏天臭氣熏天,蒼蠅蚊子騷擾不斷。睡覺也是挺作難的一件事,幾個知青躺成一排,擠在一個炕頭上。這麼艱苦的生活,這麼大的落差,要說一下子就適應了,顯然不太現實。

我們農民就是黃土地裡生長的,在黃土地裡種糧食吃、挖窯洞住,所以身上總是沾滿黃土,根本就不在意。我們村裡這些年輕人,跟北京知青混熟了,就經常跑到他們窯洞裡去串門,進了窯洞,就往炕上一坐,身上的黃土弄得被褥和枕頭上都是。有些個人衛生特別差的,人一上炕,虱子也上炕了。

近平每天下地乾活,經常一身黃土,慢慢也就習慣了。他以前在北京生活,沒被虱子咬過,剛來梁家河的時候腿上經常被虱子咬得紅腫一大片,奇癢無比,他經常撓,後來都撓得流膿流血。在地裡勞動時,大家都把褲腿挽起來,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處都是被虱子咬的紅疙瘩,有的剛剛結痂,有的痂被撓掉,還往外滲著血。過了一段時間,近平就不怕虱子了,像我們農村人一樣,對虱子的毒素產生了抵抗力,就算被虱子咬了,紅腫也沒那麼嚴重了。

采訪組:習近平和村裡人也越來越熟悉了吧?請您談談他平時生活和勞動的情況。

石春陽:近平沒過多久就適應了陝北農村的生活。兩年後,大多數北京知青返城了,近平卻幾乎和我們成了一家人。無論是老漢、後生、娃娃、婆姨,他都能跟大家聊到一塊兒去。

近平不但見多識廣、知識豐富,而且性格很隨和,說話既不偏激,也不保守,非常實在,所以我們特別喜歡跟他拉話。特別是晚上,我們年輕人經常到他住的窯洞去串門。他給我們講北京,講中國,講世界,講很多我們從來都沒聽說過的事,開闊了我們這些山裡人的眼界。他喜歡看書,而我們村裡人大多不識字,他就經常給我們講書本上的知識,讓我們對讀書識字產生了濃厚興趣。

近平也不光是給我們講,他也向我們打聽農村的情況,農活怎麼乾,莊稼怎麼種,村裡各方面情況他都問得很細,我們也都樂於給他講。

在勞動方面,近平非常下力氣。知青們剛開始乾活不行,每天給他們記6分工。近平乾活不惜力,從掙6分,到掙7分、8分、9分、10分……10分是一個農村壯勞力一天的工分。

近平因為勞動突出,跟社員群眾關系好,縣團委書記陶海粟發現他能力強,就派他到趙家河去搞了半年多的社教。他回到梁家河不久,就當了我們村的黨支部書記。

采訪者:村裡當時為什麼推舉習近平當黨支部書記?

石春陽:我覺得有這麼幾個方面的原因。

他有文化,有思想,有主意,頭腦靈活。當時我們村裡識字的人不多,需要一個有文化的人來主持事情,所以就選了近平當書記。

他勞動非常下力氣,和我們農村的壯勞力能乾一樣的活兒。那個年代,領導乾部必須要吃苦在前,近平在平時勞動的時候,乾的比我們社員還要多。這樣的人當乾部,能讓大家信服。

他和我們村裡人相處得非常好,感情非常融洽,群眾基礎非常好,大家都喜歡他,願意和他拉話,他說啥我們都願意聽。

近平敢擔當,能做事,總是為村裡著想。在當村支書之前,他就對村裡有很多規劃和想法。打壩、修梯田、打井,增加糧食產量,這些他一直都在考慮,都在和社員交流。當時村裡一些老年人比較保守,對新鮮事物比較抵觸。近平給他們做思想工作,容易說服他們,能把隊伍帶好。

他在搞社教期間處理趙家河村裡的大事小事,積累了一定的工作經驗。

另外,他是北京知青,在我們農村各個姓氏、各個家族中間能保持中立,做到公平公正,不會偏袒誰,大家都信任他。

近平當時也非常願意擔任村支書這個職務,雖然很苦很累,但他不在乎,他真心實意想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。

采訪者:請您具體講一講,習近平當村支書以後都做了哪些事情?

石春陽:近平上任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辦沼氣。他到四川綿陽去考察學習建設沼氣池的技術,回來以後結合我們延川當地的氣候進行研究、施工。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邊挖了一個沼氣坑,用水泥打成池子。雖經歷了一些挫折,但沼氣池最終辦成了,解決了我們這個地方缺柴燒的問題。

沼氣普及以後,梁家河點燃了陝北第一盞沼氣燈,我們做飯、照明都可以用沼氣,沼氣池裡清出來的肥料,還可以給莊稼上肥,一舉多得。

近平在我們村裡辦了一個鐵業社。他發現我們村裡有的社員有打鐵的手藝,就蓋了一間打鐵的小『車間』,讓鐵匠打鐵做農具,鐵匠能掙工分。社員需要農具,不用跑到縣上,直接到鐵業社來就可以了。這樣就解決了村裡農具的需求問題,方便了群眾。

近平還給我們村辦了一個代銷點。我們到文安驛公社去一趟,一來一回七十多裡地,大路小路,要走一天時間。哪怕去打一桶煤油,也要天亮了就出發,到文安驛買了油,吃口飯,休息一下,再回到梁家河,太陽就快落山了,不走快一點,晚飯都趕不上。

近平召集我們村裡人開會說:『咱村裡人去買個東西,要走一天,這太不方便了。像煤油這種必需品,我們完全可以把文安驛供銷社的東西拿一部分回來,在村上統一銷售,我們再按單子定期跟他們結賬。』村裡人一聽,覺得這確實是個好辦法:一兩個人拉著毛驢去文安驛公社馱回來一些日用品,就免去了村裡那麼多人來回奔波。這件事越早辦成越好,大家都非常支持。

近平說乾就乾,領著村裡人,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銷點辦起來了。這個代銷點基本備齊了社員的各種生活必需品,有煤油、火柴、肥皂、食鹽、糖果等等。

采訪者:習近平當時辦鐵業社和代銷點,起到了方便群眾的作用,但在那個時代背景下,政策上允許這種小規模的集體產業嗎?

石春陽:當時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,國家以糧為綱,一切以糧食生產為中心,近平搞這些副業,是有一定風險的,很容易被扣帽子。所以,一般情況下,村乾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不過問這些事,也不搞這些副業。而且,當時體制死板,辦這些副業,並不那麼容易。

當時的農副產品公司、供銷社都是國家單位,想跟這些單位合作,並不那麼容易辦成。我們這些農民,說不清道不明的,跟他們打交道都很難。近平當時只有二十歲,他這個人,心裡裝著老百姓,又有一股闖勁,他克服困難,最終還是把事情辦成了。

近平對政策方面把握得很嚴謹。鐵業社給村裡人打農具、修農具是不盈利的,完全免費。給縣上供貨,是近平親自去跑的。我們梁家河村黨支部與縣農副產品公司公對公,沒有問題。代銷點也是非營利性質的,近平先跟供銷社賒賬,把東西『批發』回來,原價賣給社員,一分錢都不掙,為社員的生活提供便利,這與當時的政策不抵觸,也沒有問題。

鐵業社和代銷點給村裡實實在在帶來了好處。按現在的新詞來說,是『優化物流,整合資源』。當時,近平讓鐵匠主管鐵業社,讓他的手藝能夠『學有所用』,每天打鐵可以掙工分,不用下地乾活。他讓村裡一個叫石鳳蘭的女社員當代銷員,她是個年輕人,有文化,會算賬,每天銷售這些日用品就可以掙工分,也不用下地乾活。

這兩個人各管一攤,表面上看是浪費了兩個勞力,而實質上卻節省了其他社員去文安驛公社修農具、打煤油、買日用品的時間,他們可以利用這個時間下地乾活掙工分。壯勞力一天能掙10分工,最多能達到12分,這些工分與生活是密切相關的,可以換糧食、換錢。可以說,農民的生活全都靠這些工分維持。所以,近平辦的代銷點既不違背政策,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。

類似這樣的實事好事,近平在短短兩年時間裡還辦了很多。

他辦了一個縫紉社,組織我們村的婦女勞力,集中在一起做衣服。我們農村人,因為整天乾活,衣服褲子磨損得多,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壞了,經常要縫縫補補,實在爛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。如果自己在家縫衣服,像那些單身漢就縫不好,新衣服就更不會做了。乾了一天活,天都已經黑了,婦女還要在昏暗的油燈下穿針引線,十分辛苦。

近平辦了縫紉社之後,社員把要縫的衣服交給在縫紉社勞動的婦女。縫紉社的婦女根據每天縫補衣服的數量掙工分,其他社員節省出縫補衣服的時間去勞動,可以掙到更多工分。這種分配方式很合理,受到大家歡迎。近平讓社員發揮各自長處,把村裡的生產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順暢。

近平當了支書以後,提出要解放勞力,把社員從家庭事務中解放出來,投入糧食生產中,所以他就辦了磨坊,讓社員都到磨坊來磨面。在這之前,村裡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,套上毛驢,再搭上一個勞力。毛驢一圈一圈拉,人還得用笤帚往裡面掃,費時費力,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。

機器這種東西真是厲害,一千頭毛驢也比不上它。一臺柴油磨面機,只需要一個人來操作,就把整個村子磨面的活兒都乾了,而且磨得又快又好。磨坊也是給村裡人免費服務的,不收一分錢,連柴油機燒的柴油都是隊上花錢。這樣,不僅人力解放了,連毛驢也解放出來了,這些解放出來的生產力都可以投入農業生產中。

辦沼氣,辦鐵業社、代銷點、縫紉社、磨坊……近平當我們的村支書,在一兩年內做的這些事情,就像我們國家現在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。政府給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,比如教育、安全保障、醫療保障、公共服務,本身是不盈利的,而是切實解決老百姓的生活需求,讓人民生活沒有後顧之懮。人民生活得幸福,不用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,就能發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,為國家建設出力。國家建設得富強了,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,形成良性循環。

采訪者:您覺得習近平當村支書有什麼鮮明的特點?

石春陽:我們選近平當村支書,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、敢於擔當,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,群眾需要什麼,他就乾什麼。他的每一個行動和決策都很務實,都是為老百姓的利益考慮的。

設身處地為群眾著想,這句話說起來簡單,做起來並不容易,這需要乾部有一顆真誠的心,有一定的處理問題的經驗和技巧。

近平剛當梁家河村支書的時候,我們村裡接到上級分派下來的一批救濟糧。糧食到了村黨支部,大家都很高興,但到了分糧食的節骨眼上,誰都說自己家困難,誰都想多分一些糧食。不是我們村裡的人不實在,而是因為那時候確實太窮了,涉及填飽肚子的問題,誰也不會謙讓的。村裡人開會商量這個事,說著說著大家就吵起來了。

近平說:『都別嚷了。咱們現在就到各家各戶去看,究竟誰有多少糧食,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誰該多分,誰該少分,不就一目了然了嗎?』

近平說完就站了起來,帶領大家到各家各戶去看,看每家有多少糧食,當眾記錄在冊。從夜裡十點多,一直看到凌晨五點,把各家存糧的情況第一時間都弄清楚了。散會的時間和到各家各戶考察的時間是『無縫對接』,誰也沒有機會投機取巧,想要當眾跑回家,把糧食藏起來的機會是沒有的。看完以後,誰家糧食最少,就給誰家。大家也就沒得說了,這是最公正的解決辦法。

後來,大家議論這個事說,咱村這個事,也就是近平當支書敢這樣做;別人當支書,肯定不敢這樣做,就算這麼做了,村裡人也不一定聽。

近平當我們村支書,確實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。他實事求是,說公道話,做公道事,敢做敢當。比如近平打我們村最大的淤地壩,當時村裡有一些觀念保守的老人反對,但是近平一點一點地做工作,還找了王憲平幫他做工作,把思想工作做通了,讓大家都信服。最後這個壩打成了,灌溉方便,農作物產量也提高了。實際效果一出來,大家的思想觀念也都轉變過來了。所以我們村裡人都對他很服氣,他說啥我們都聽。

采訪者:習近平到北京上大學,為什麼把梁家河村黨支部書記的擔子交給你?當時是怎麼交接的?

石春陽:我覺得近平推薦我當村支書,可能是看中了我能吃苦,辦事公道。而且我當時很年輕,也能乾,一心為村裡著想。如果沒有這幾點,近平是不會讓我接他班的。

近平是1974年當的村支書,上任後不久,他就選我當隊長、支部委員。1975年開春,有一天開黨員會,近平說,增添一名副書記,就是隨娃。到了三四月份的時候,各鄉都來我們梁家河辦沼氣學習班,現場演示、開座談會等繁雜的事務很多。近平那時候就說:『隨娃,以後你給各鄉來的人開會,我太忙了,實在顧不上了。』

我這一路乾下來,忙忙活活的,也沒顧上多想,當時竟然沒察覺近平是有意培養我。

近平是1975年返回北京上大學的。北京知青到我們這偏僻山村吃苦受罪,一般人可能會想,總算離開這窮地方了,再也不回來了。但近平不是這樣,他快走的時候,村裡很多事他都放不下,他總找我談。

有一次,我到他窯洞裡去,他跟我說:『隨娃,我要上大學走了,支書誰當?』我說:『這個事情難說,大家選誰是誰。』近平說:『你可以當。』我說:『我不行,當不了。』他說:『你咋當不了?我以前也沒當過,現在不是當得挺好嗎?』我說:『我怕我當不好。』近平說:『你還沒當,你咋就知道當不好?』

過了幾天,近平召集大家開黨員會。在會上,近平對大家說:『我快走了,下一任支書誰來當,咱們得選。我個人推薦隨娃當。』

緊接著就是投票,每人發一張紙條,讓大家投票。大家在紙條上寫的都是『隨娃』。這個結果,其實不是因為我有多好,而是我們村裡人信任近平,他推薦了我,大家就都選我。

在近平離開梁家河的頭天晚上,他召集全村人座談。近平對大家說:『我來咱梁家河這七年時間,學會了很多東西。咱梁家河的群眾無私接納我、幫助我,讓我在這裡步入社會,入團、入黨、當村支書;我從這裡出發,返城上大學。梁家河給我的一切,我一輩子都不會忘。』

接下來,近平又說了一番話,這話是對大家說的,也是對我和村支部班子全體成員說的。他說:『要當好一個村的領導,必須一碗水端平。群眾最講究的就是「公道」二字,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。哪怕一毛錢的事,你處理得不公,群眾也不答應;十塊錢的事,你處理得公道,群眾也不會有意見。無論大事還是小事,該咋辦就咋辦。』

然後,他又當眾對我說:『隨娃,梁家河以後要發展,你必須起模范帶頭作用。你是年輕人,當書記以後,要多動腦子,多思考問題,還要多聯系群眾,這樣工作纔能做好,支書纔能當好。如果處理問題不考慮群眾的感受,支書也當不好。』

采訪者:您當了村支書以後,心理壓力大嗎?

石春陽:壓力很大,主要是因為有近平這個標杆在那裡豎著。我要想保持住這個水平,確實非常不容易。

當時,我比較缺乏管理整個村的工作經驗。我之前是副書記,凡事不用考慮太多,近平讓我乾啥我就乾啥,遇到啥拿不了主意的事,直接去問近平就行了。近平走了之後,我們村就好像沒有了主心骨,而我必須自主考慮一些事情。

那個時候是計劃經濟,事情多,也難管,村裡的生產、生活安排都是村黨支部做主。如果糧食產量不夠,村裡人真餓肚子啊。口糧問題,責任重大,村支書的壓力也大。我上任之後纔真正體會到了近平有多不容易。

近平取得的那些榮譽,我必須得給他保持下來。近平在的時候,帶領我們全村人辦沼氣,成為整個延川縣發展沼氣的先進典型。這回近平走了,我一上任,假如我們一下就不是先進典型了,甚至成了落後者,那這個臉我可丟不起,我也沒法跟村裡人交代。因此,不光農業生產和基建工作我不敢松懈,沼氣生產這方面也一點不敢松懈。辦沼氣的現場會一直開,保證各鄉來考察時都能學到『真經』。這是關系到全縣科普的事情,我得辦好。在現實中,我們也遇到很多困難。陝北這個地方,冬天最冷的時候能達到零下20℃,如果裡面的沼液結冰了,沼氣池壁就有可能凍裂,一有了裂縫,沼氣池就會漏水,不產氣了。

我們想盡辦法做好冬季沼氣池的保暖工作,用秸稈覆蓋沼氣池。到第二年開春,再把保暖層去掉,檢查一遍沼氣池,看看漏不漏水,一旦漏水就用混凝土泥漿重新抹一遍。

我們梁家河用沼氣做飯、燒開水、晚上照明……一直用了十幾年。到1987年,我們村通了電,沼氣池纔退出歷史舞臺。

采訪者:習近平離開梁家河以後,你們還保持聯系嗎?

石春陽:近平一直和梁家河保持聯系,多數時候是給我們寫信,也回來過幾次。他每次都要問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況,他最關心的就是人民的生活。有幾封他寫來的信,我們放在村史館了,好讓大伙兒都看到他對我們的關心。

1993年,近平在福建工作,他抽時間回到梁家河來看望鄉親們,村裡人歡天喜地迎接他,都叫他到自己家裡去吃飯,他怕給鄉親添麻煩,就在我們村上食堂吃的。近平還給我們村裡帶了茶葉和報時鍾,家家戶戶都有份。當時大家都沒有手表,近平給我們買的報時鍾,既能看時間,又能報時,非常實用。

2009年,近平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國家副主席了。他到延安來調研考察,請了幾位當年梁家河的鄉親到延安見面,其中就有我。我剛一下車,近平就看到了,他直接叫我的小名:『隨娃,你來了!』他親切地和我握手,並給他身邊的同志介紹我。

開座談會的時候,我准備了稿子,打算照稿子念。輪到我發言,剛念了個開頭:『尊敬的習近平副主席……』近平馬上就打斷了我的話,說:『隨娃,你咋也這麼稱呼我呢?』我一看,給近平念一遍稿子,走這形式,確實沒啥意思,就把稿子撂下了。

接下來,近平詳細詢問了梁家河的發展情況。我說:『電、自來水都有了。現在公路也已經修好了,能通車了。』近平問:『公路是從梁家河一直通到文安驛嗎?』我說:『是的。』他問:『路多寬?』我說:『三米五。』他問:『是水泥路還是瀝青路?』我說:『現在是用水泥修的,磚石護邊,等將來條件好了,再修瀝青路。』

別的地方乾部發言時,近平也都問得很細致,對群眾生活和基礎設施建設尤其重視。原定半個小時的會,開了差不多三個小時,本來是11點散會,11點半吃飯,結果會開到了1點半,飯還沒吃呢。

2015年春節前夕,近平和彭麗媛老師一起回到梁家河來。還沒到村口,近平就提前下車了,他和前去迎接他的村民一起往村裡走。路過當年修建的淤地壩時,近平站在壩邊看了好久。冬天的壩地上,矗立著一排排筆直的樹苗。近平問我:『隨娃,種樹苗比種糧食收入高嗎?』我說:『高一些,而且更好管理。』近平又仔細看了壩地的溢洪道,還有石頭壘起來的護壩坡,看到都沒什麼問題,他就放心了,並囑咐我要加強管理和排查,注意雨季的土地安全。

近平又問我:『咱們山上現在有啥?』我告訴他,這幾年,陸續都栽上了果樹,有的開始掛果了。近平很高興,就說:『那咱們上去看看。』我說:『路不太好走。』近平說:『沒關系,咱們慢慢上。』到了山上,近平看到了果園,問:『現在咱們種果樹效益怎麼樣?比種糧食收入多多少?』我說:『效益還不錯,只要有銷路,收入多十幾倍都不止。』近平又問:『種果樹的成本投入高不高?』我回答他:『不算很高,比如一畝地的果樹,不算人工成本,如果只是打藥和施肥,一千多塊錢的成本就夠了,幾年時間樹開始掛果,每年都可以收入幾千元。等樹越長越大,到了盛果期,每年收入可以達到兩萬以上。種糧食就差遠了,咱們這邊土地肥力不夠,每年能產六百多斤糧食,也就收入幾百塊錢。』

近平很關心村裡老人的保障,問我:『現在梁家河的老年人每個月都有補助嗎?』我說:『有。咱們村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,一個月一百二十五元;隨著年齡增加,補助也會增加。』近平又問我:『合作醫療覆蓋情況怎麼樣?每個人都有保障嗎?』我說:『都有,所有人都在合作醫療保障范圍內,投保率是百分之百。村裡人到延川縣去看病,可以報銷百分之七八十;到延安市區看病,可以報銷百分之五六十。』

那天,我們和近平站在山頂的果園,往四周望去,是一道道溝和一座座嶺,一派黃土高原的冬日景象。近平隔了這麼多年,又回到他年輕時生活過的這片土地,心裡肯定有很多回憶和感想。我能看出他回到梁家河的那種親切和高興。但他在梁家河只能待那麼幾個小時,他沒有時間抒懷和感慨。他張口說的、問的,都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況,收入、醫療、養老……從這裡,我們能看出他的務實和誠懇,看出他心裡一直惦念的是什麼。

無論近平當年是我們村的支部書記,還是現在是全黨的總書記,他的心一直都在我們老百姓中間。

原標題:《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》選載(五)『群眾需要什麼,近平就乾什麼』
來源:岢嵐你好  作者:佚名  編輯:付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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